生态环境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圳大学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郑湘萍：
促进人与自然有机融合
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坚持经济增长和生态质量的协同并进，有效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提出了“中国方案”。同时，我国携手世界各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已由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逐步转变为主导者，积极应对全球生态问题，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智慧”。
此外，我国大力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关系，助推人与自然实现“双重解放”，促进人与自然有机融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把自然当作“合作伙伴”，实现了绿色的“双向互动”。同时，把生态纬度提高到一个重要位置，为中国绿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奠定了牢固的生态根基。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胸怀自然”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全面考虑生态权益，就一定能达到伟大的目标。云浮是一块“生态宝地”，把绿色发展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必将走出一条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小红：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治理
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重大阻碍，外来入侵物种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畜牧、林业等领域。这几年，我对外来入侵物种罪的情节严重的内涵界定、法教义学角度及刑法规定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非法采伐或毁坏国家名贵树木，量刑上的司法解释仍需要持续完善。所以，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的标准司法适用仍存在困难。特别是环境犯罪持续时间长、危害大，后期的司法界定仍存在一定难度。近年来，我们学术界都在致力于如何把环境犯罪的量刑标准、情节严重与否等系统研究并加以明确，包括综合考虑因素和司法适用原则，尽可能打破局限性，让执法标准更加清晰、更科学、更准确，让法律武器成为环境保护的利器，同时也有利于法律实践应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世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实践和价值
未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和解，必须要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当前，我们要坚持正确的生态世界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生态利用观、生态法制观，牢固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思想。
目前，我们还在现代化建设中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探索，要把现代化建设和社区自然关系问题紧密结合，最终真正实现现代化建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融合。多年来，我国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绿化祖国”“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领域都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我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步实践，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党的二十大更是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如今，我国又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的伟大创举，也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可持续难题、创建人类现代化新形态的“中国经验”。
四川省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莉：
“碳中和”视野下的国际碳市场链接
“碳中和”首先需要制度铺垫，《巴黎协定》通过第六条内容确定了两大类国际碳交易，也被称为两种市场机制。《巴黎协定》第六条为建立一个全球联通的、大的碳市场做出了制度铺垫。我们要积极了解《巴黎协定》的本质和规定，共同建立一个完善的、可靠的、便利的碳交易市场和平台，目的就是降低碳排放、提升全球生态环境质量。当前，全球仍存在链接市场参与者的买卖方角色不清；自上而下的减量机制，链接市场流通的碳信用、碳货币缺乏稳定；核算和转化规则不健全，链接市场交易权属关系升级尚未弥合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阻碍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所以，我们国家坚持统筹国际碳市场链接与国内碳市场的建设，完善角色义务规划体系，促进碳市场链接的实践，强化与补充“碳信用”，用科学机制确保链接市场信用供给稳定；积极发展核算规划和转化规则，为链接市场提速，为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赵文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法理命题与规范体系
我们首先要研究思路，生态系统功能是生态学中常用术语，我们要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益化并纳入到法律利益范畴予以规制，必须要引入相关法律条文。一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益化，利是一种好处，可以满足人类需求、需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提供服务功能、调节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支持服务功能四种形态展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使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化能真正推广起来。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法治化也非常重要，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环境权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也加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行政法规建设，完善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领域工作，对我国生态系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副教授李健芸：
走全面低碳的绿色发展之路
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经验。我们要善于学习，更要勇于闯出自己的路子，走全面低碳的绿色发展之路。我们要将立法原则明确化，构建科学策略，探讨系统化政策措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地方党委政府设定清晰的低碳发展标准，共建严密的监管机制，努力走出科学实践之路。
我们要密切关注高碳行业转型压力，满足其法律需求。要及时创新行业法规和执行机制，相关法律要保障产业调整和升级路径，既要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也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并积极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
要帮助企业内部环境治理形成结构优化方案，激励企业的合规行为，帮助广大碳排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生态责任，促进企业形成法治自觉。
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梁树森：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宗旨与定位
自然资源资产的损害，我们目前仍需要加强明确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包括损害赔偿、损害影响、加害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司法适用等，涵盖直接或间接经济价值的减损。
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强化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的司法观察，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损害索赔程序，认真探讨、认真分析自然资源资产损害司法程序的实践。我们要厘清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逻辑，实践和体现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制度宗旨，最终把赔偿制度转化为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的利剑，为生态建设保驾护航，维持正常的环境保护秩序。
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秦萱钰：
持续开展多维度生态修复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确定过程中是需要价值平衡的，“等值修复”是生态修复的关键词。生态等值修复需要针对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修复方式要与受损资源类型或功能类型具有适配性和对等性，修复相应受损的资源和恢复原本的服务功能，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恢复、生物栖息地的恢复等。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生态成本和效益以及社会总体效益的权衡，包括差异化利益诉求的考量。
总之，当利益的覆盖主体较广、需求众多时，就要采取替代性等值修复方式。下一步，我们要加强“等值修复分析法”的研究，包括资源等值分析法、服务等值分析法和价值等值分析法，健全分析方法，加强科学应用，强化等值修复，持续开展多维度生态修复，为我国的生态修复提供最优质的分析路径，为绿色生态发展贡献“生态修复力量”。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莫春梅：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1989年开始至今，整个督察制度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初创阶段、探索建立阶段和调整完善阶段，为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督察提供了有力的制度遵循和法治保障。目前，经过多轮的整改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中央和地方多措并举，包括“中央督察”行动，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体系，构建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良好运行机制，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可以较好地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所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基本特征要突出制度设计彰显人民性、主体参与呈现多元性、制度运行体现规范性、制度创新展现时代性。
生态康养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修玉：
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引。广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源地和长期领跑者，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总体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为进一步推进广东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抓住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围绕构建绿美空间格局、推进生态产业化、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开展美丽建设、稳妥落实“双碳”任务等方面全力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东样板。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刘建萍：
构建农村绿色智慧物流服务体系
加快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乡村绿色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可以有效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工业品下乡进城的“最初和最后一公里”的痛点和难点，是一种新型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议广东加快推广智运快线系统，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县城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为全国乡村振兴贡献“广东经验”。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与保障中心副主任、郁南县委副书记邹飞祥：
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当前，广东已步入工业化后期，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云浮发展仍在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依赖于投资驱动型，要加大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提高游客“大进大出”的接待能力，吸引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合理布局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在高速发展中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文明中远期目标。
践行“两山理论”，打造绿色国际幸福城市，来自于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的新质生产力，来自于“诗和远方”对人民群众美好文旅生活需要的回应。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吴源：
数字经济赋能能源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的持续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数字经济已经逐渐成为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突破口。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为缓解经济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但可以为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精确化、科学化、智能化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可以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经济释放的大规模红利，正好与我国建立健全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相结合。
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融合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玉：
加快旅游产业链发展
以生态产业化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致力于加快旅游产业链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是将传统旅游业聚焦于单纯经济目标的现状，转化为聚经济目标、生态目标、社会目标有机结合。首先，在经济目标方面，输入数字技术，提升要素获取能力，延长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态产业链；其次，在生态目标方面，优化环境综合承载，创新收入乡村旅游的增长契机，提高乡村旅游产业的效率收入值；最后，在社会目标方面，调整分配格局，初次分配遵循报酬获得的效率原则，二次分配注重资源分红的公平原则；推动乡村民众在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态产业化进程中，逐渐由勤劳致富，走向共同富裕。
成都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赵嫚：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
虽受疫情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程度下降，但研究期内整体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梯度状态。区域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具有“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下游省市的差异贡献率最明显。
除个别年份，长江经济带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呈现拖尾现象的整体向右偏移趋势，尤其是向右侧拖尾现象较为明显，表明个别区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较高，可能存在低水平俱乐部趋同和空间马本效应，需要警惕差异发展差距扩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重心最终向西南方向偏移，整体研究期内，重心以西、西南方向为主。且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存在向外扩大趋势，经济带的区域分布存在外扩散的趋势，贵州、云南等经济相对落后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增速提升。
中共茂名市委党校科研管理科干部吴斌：
工矿遗址变身生态公园
近年来，茂名市持续开展露天矿生态修复和生态公园建设工作，实现了该工矿遗址从城市“伤疤”到“九寨沟”的蝶变。
茂名露天矿生态修复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效，归根到底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结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理念，采取有力举措，打造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广东样板。要树牢正确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要强化系统治理，做到全局性谋划系统性推进，要注重效益提升，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
广州航海学院国际邮轮游艇学院讲师覃方铭：
促进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
促进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旅游高质量发展议题，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任务、海洋强国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百千万工程”等国家和省市重要方针政策相结合，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影响效应、互动机制、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还针对特定地区发展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成果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打造粤北生态发展新高地、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云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省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博士陈嘉玲：
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向新向质向未来。数字经济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着力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其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其区域平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交易和数字治理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然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也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差距大、数字创新不够强、数字监管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以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应大力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健全数字治理体制机制。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闫石：
绿色低碳乡村游助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发展阶段，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之路的关键，而旅游产业在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城乡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乡村旅游由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而不利于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提出绿色低碳乡村旅游的新型旅行模式。通过促进乡村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城乡间隔等几个方面分析绿色低碳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入剖析当前乡村绿色低碳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环保意识不强、旅游产品同质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策扶持不够、旅客绿色低碳旅游认知不足、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通过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创新旅游产品、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政策支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项措施推动绿色低碳乡村旅游发展。
（本版文字整理 云浮融媒记者 罗强 林峰）